吴宓的重庆情缘 雨僧楼里的国学大师

文图+苏奇   2016-12-26 23:36:39

英文导读: Wu Mi was a mast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e came to Chongqing in 1949. He lived in Beibei and taught in Mianren School. we saw his showroom in Xinan University.

西南大学文学院有一栋雨僧楼,探访得知:这一奇怪的名字跟一代大师吴宓有着极深的联系。

熟悉本刊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探访过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北碚的花房子,而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国学大师也跟北碚这座小城有着不解之缘,并且这位大师跟梁漱溟先生志趣相投。他就是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的吴宓,他的足迹曾遍布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在重庆历史名人馆里也能一睹他温文尔雅的风采。

行走在西南大学的一代大师

在西南大学校园内,屹立着一栋民国风格的老式楼房,号为“雨僧楼”。它是西南大学文学院的主楼,但初见这一名号时,实在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雨僧何意?原来这是为纪念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学大师吴宓而命名,据传他喜欢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因此便以“雨僧先生”之名求学游历于欧美,以培养博雅之士为己任,在中华大地上撒播人文信仰近半个世纪。

吴宓在美国留学十年,1926年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多所大学担任过教授。31岁时亲自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他素来跟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交好,众人齐心协力,把国学办得有声有色,一度在学界传为美谈。1949年,中国发生着巨变,当时在华中地区武汉大学执教的吴宓,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选择。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横渡长江,直逼武汉。远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邀请吴宓就任文学院长之位,还告诉他好友陈寅恪已经到校就职,然而他没有应允。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得知吴宓拒绝了岭南大学的邀请,以为他想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就亲自出面,恳请吴宓到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但吴宓厌恶台大校长傅斯年新潮的学术观点,多年和他争论不断,又岂能为个人进退而屈身于其羽翼之下。

同时,他也拒绝了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讲学的劝告,决心哪也不去,就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儿女们讲课。他坚信:“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这时,重庆北碚的梁漱溟先生对吴宓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在时代大潮中,吴宓最后选择:跟梁大师一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他来到重庆北碚后,在湘辉学院和梁漱溟主持的勉仁文学院任教,后来学校改制,吴宓随之到西南师范学院(后与西南农学院合并为西南大学)任教,历经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在这里,他度过了近30年的重要时光。

学贯中西,却成苦情人

吴宓在美国深造期间,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一战末期美国打破孤立主义,走向世界和自由主义的热忱在吴宓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归国后,他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天赋,在民国高校的讲坛上迅速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学术成果丰硕,堪为民国学者之翘楚。

吴宓学贯中西,不仅体现在学术上,在生活中更是在东方严师的外壳下将西方的“绅士风度”演绎到了极致。比如说,对待有文化的年轻姑娘。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据说吴宓在学校上课时,如果看到有女学生站着在听课,就会跑出去找凳子给她们坐,如果全场有学生没坐下,他是不会开讲的。在那个新旧观念交替的时代,这样的平和常常引来争议,但是他未曾怕过闲言碎语。当然,那个令吴宓先生缠绵半生的爱情故事,使得这些小事都不足挂齿了。

吴宓在重庆住了近30年,曾经教学于湘辉学院、勉仁文学院,后来随学校变迁,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历史与文学,他的脾性及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用一句很矫情的话来说,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从未是他的妻。吴宓初次约会未来的妻子陈心一,便同时邂逅了来拜访陈心一的青春才女——毛彦文。活泼开朗的毛彦文使得久沐自由风气的吴宓心生感慨,无奈毛彦文名花有主,已经是好友朱君毅的未婚妻,此种情愫只能埋藏于心底。吴宓婚后,毛彦文与其未婚夫解除婚约,吴宓不用再顾忌朋友情谊,不顾友人劝阻,疯狂追逐起自己心中的真爱。在这惊世骇俗的爱情角力中,陈心一伤心退出,而毛彦文最终坠入了这段浓情蜜意。但爱人已许芳心后,吴宓却追逐起其他翩翩飞蝶,毛彦文不禁大失所望,一怒之下,另嫁他人。吴宓悔恨不已,此后二十年一直希望重圆破镜,陷入苦情泥潭。但时不我待,佳人心死,所有情谊过往只是徒增烦恼。

其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也可窥得吴宓的性情。吴宓和金岳霖是好朋友,吴宓为表爱意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朋友们都感觉这样不太合时宜,便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不要把私生活公之于众,金对吴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不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还未听完就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骂:“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先生顿时语塞,默默站着听吴宓骂了半天。

时代巨浪中的坚持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旋即爆发。随着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和腐朽,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此时人心思变,学生无心向学,吴宓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既无奈于时局又心痛于学生荒疏了学业。

吴宓不喜欢过问政治,本身也对国共内战没有兴趣,他曾说:“除了学术和爱情,其它问题一概免谈。”但是,当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后,一向超然的吴宓再也坐不住了。信奉人文主义、崇尚自由的他谴责国民党军警的暴行,得知被捕师生中有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当时吴宓正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他便以知名学者、陕西老乡的身份自告奋勇去找武汉行辕副主任孙蔚如说情,要求他释放被捕师生。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吴宓等人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武汉当局释放了被捕师生。虽然暂时获得了释放,但是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再也不是学者能够安静治学的天堂了,外文系教授缪朗山出狱后决意离开武汉去往香港。吴宓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帮他买到了机票,又冒着风险亲自把他送到机场,直到知道缪朗山安全到达后,才离开机场返回学校。此事之后,吴宓即使再漠然于政治,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毕竟,深通历史的他不可能不知晓时代浪潮下个人的选择是多么重要。但天下之大,哪里是可以做学问的地方呢?

目睹战火连天的社会,吴宓感觉自己已经看不到学术事业的希望。剪不断理更乱的思绪使得吴宓萌生了出家为僧的念头。他想起在成都的好友王恩洋,何不到他那里研修佛教,再慢慢地出家为僧。然而岂料出家未成,却在重庆扎了根——既担任湘辉学院外语教授,又兼任勉仁文学院文学教授。

扎根北碚,最后的纪念

来勉仁文学院之初,吴宓的生活并不安宁。那时的国民党虽兵败如山倒,但出于其政治考虑,他们试图将一些文化名人移送到台湾或者国外,部聘教授吴宓当然名列榜单。

为表纪念,西南大学成立了吴宓旧居陈列室,展出了许多有关吴宓的物品,大师的光辉及曲折的一生,由此可窥得一二。中共地下党知悉后,派人加强了对吴宓的保护和挽留,最后决定由隐蔽在勉仁文学院中工作的唐宦存牵头负责,并让已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的赵万章以佣人身份服侍吴宓的生活起居,表面上煮饭烧水,暗地里却与地下党组织联系,以护吴宓周全。如此一来,吴宓终于得以在北碚扎根下来,安心教书。

吴宓作为我国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学科奠基人、著名的教育家、文学批评家及红学家,成绩斐然。而为庆祝西南大学组建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西南大学建成了国内首个吴宓旧居陈列室以示纪念。身临吴宓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吴宓生平陈列展,品读吴宓的译作、红学著作、部分书信和手稿等,国学大师精彩的一生,仿佛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在陈列室内,我们还能看到吴宓在美留学期间的七册全英文笔记,这是吴宓读书笔记首次面世,这一珍贵的资料极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吴宓先生虽已不在,但其风骨、气度、浪漫仍留存世间,并未随着时间散去。时至今日,在其旧居的参观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白发苍苍,时间所剩无几,却怀揣着敬爱、崇拜乃至惋惜之情,重游旧地凭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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