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天上往事 回响在空中的铁血悲歌

文+朱艺 图+无忌 李曦 李盛虎 屈浩然   2016-12-15 10:40:48

文+朱艺 图+无忌 李曦 李盛虎 屈浩然

深入历史的长河,重庆的天空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从未平静过。英勇的飞虎队、几近被遗忘的苏联援华空军队、隐匿于历史的重庆防空奠基人……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一幕幕情景和一桩桩往事,如同一曲曲铁血悲歌,在历史的空中久久回响。

英文导读: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the sky of Chongqing is unpeaceful. As is all known, Flying Tigers help us in the war. Jiang Kui is the founder of air defense in Chongqing.

左右页图:在抗战时期,重庆的天空是咆哮的、不安的,一架架飞机在云雾之间嘶鸣与投弹,而大轰炸惨案曾经给重庆人民带来的伤害,实难磨灭。震惊中外的空中劫难

每年6月5日,重庆城都会有防空警报响彻长空,尖锐的声音哀鸣般地提醒着人们铭记那段沉重的往事。

1939年1月,日军派出29架飞机空袭重庆,我国空军以12架战斗机之力抵御,尽管力量悬殊,我军仍然击落一架敌机,并使多架敌机受损。这一年里,中国空军为保卫重庆,与日军空中交锋16次。1940年,两军交战更加激烈,日军大规模增加飞机数量,常派出百多架敌机在重庆上空盘旋,而我国空军飞机数量极少,战后也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以致于经常要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日机进行作战。但在对抗中,中国空军时占上风,并未完全失去对重庆的制空权,遭到中国空军奋力抵抗的日军气急败坏,于是改在夜间对重庆进行大轰炸。

同年,日军飞机多次对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金陵兵工厂进行轰炸,金陵兵工厂主要生产枪、弹,在抗战期间中国战区使用的武器中,占到自主生产武器数量的50%以上,其防空工作备受国民政府重视,防空和恢复重建能力极强。所以每次敌机呼啸而过时,大家都想躲避轰炸,而时任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却希望敌机“向我投弹”,以此让同胞少受一些伤害。同样传奇的还有大溪沟发电厂,在一份日本军部控制的刊物上,日本一再强调要轰炸摧毁重庆的电力供应,让重庆的夜晚一片漆黑。当时重庆电力公司的几百名职工总是在轰炸刚结束,防空警报尚未解除时,便第一时间赶到被轰炸的地点,抢修线路和设施。他们用勇敢维系着重庆不灭的灯火。

9月,日军首次对中国空军动用零式战斗机。这种新型战斗机性能极佳,远超我军的战机,由此,我军遭到了抗战以来最大一次惨败,不得不后撤,失去了对重庆上空的制空权。1941年日本对重庆实施102号作战计划,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企图达到“以炸迫降”的目的。6月5日,由铃木、石桥、植田、高井等各部率领的海上荒鹫部队再度空袭重庆,两江之间的渝中半岛硝烟滚滚,尤其较场口、七星岗、两路口等地,烟雾如蘑菇云似地升腾起。防空警报响起,人群纷纷奔向防空洞。平时可容纳2000人的洞,一时间竟挤进了近6000人,可谓人压人。这场空袭长达5小时,导致很多人在防空洞内窒息而亡,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惨案”。

1943年1月,重建后的中国空军主力部队——第四大队重返重庆,并在鄂西会战中首次大规模主动出击,重庆的制空权再次回到中国空军手中。重庆空战持续时间之长,在二战史上绝无仅有。今在重庆南山空军抗战纪念园安葬着上百位飞行员,其中就包括第四大队队长郑少愚。

左页图:在那场天空的劫难中,出现了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英雄,如今他们的英魂被镌刻在空军抗战纪念园里。右页图:第一支援助中国的外国航空队是库里申科带领的苏联战斗机大队,他们给予了敌机沉重的打击,但库里申科也为此付出了生命,重庆人民在万州建立了烈士陵园纪念他。第一支援助中国的外国航空队

在空战如火如荼之际,保卫重庆上空的空军除了主力部队第四大队外,还有前来支援的苏联战斗机大队,这也是第一支援助中国的外国航空队。在1937年底到1939年短短两年时间内,苏联共派出飞行员1000多名,飞机1000多架。

苏联援华空军队共参加了包括保卫武汉、重庆、成都、兰州在内的25次空战。其间不乏著名英雄,最让人感怀的非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莫属。库里申科是乌克兰人、苏联空军少校。他于1939年5月率苏联远程轰炸机大队来华参战,并负责对中国空军进行培训。10月,库里申科所在的轰炸机大队接到作战任务,对日军占领的武汉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当飞机飞临武汉上空时,库里申科部队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镇定地指挥机群,展开攻击,致使六架敌机被击落。随后,日军以三架米式战斗机包抄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库里申科击落其中一架,但自己所驾驶轰炸机的左发动机被击坏,无奈之下只得被迫返航。

库里申科驾机沿长江一路向西,当飞到万州上空时,再也无法坚持飞行,为了保持飞机的完整和保证万州居民的安全,库里申科没有选择弃机跳伞,而是将飞机迫降在万州城外的长江中。在当地民众的努力营救下,机上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成功登岸获救,不幸的是库里申科由于过度疲劳,未能成功游出水面。20天之后,人们才在万州下游的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因在当时的苏联,对援华志愿人员去向严格保密,所以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仅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家人只知道他奉命去中国执行秘密任务了,至于具体去向与事宜则毫不知情。

在库里申科去世几个月后,他的妻子接到了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道:“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政府任务时牺牲。”但是关于牺牲经过及葬身哪里,他的家人一无所知。直到库里申科壮烈牺牲近20年后,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库里申科的家人才终于第一次来到重庆万县(今万州区)见到了库里申科的墓地。

如今行走在万州西山公园,可看到苍劲挺拔的松柏之间隐藏着一座独具匠心的烈士陵园,不同于其它烈士陵园高耸的纪念碑,它是一座有着欧洲古典风格的园林——巴洛克式的拱门,精心修剪的灌木,以及被处理成罗马式凯旋门般的墓碑。墓碑的正中刻有:“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一九○三—一九三九)”。

重庆上空的“飞虎”

提起抗战时期的外国援华航空队,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鼎鼎大名的美国“飞虎队”,即“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由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创建。

在一次空袭中,日军出动175架战机轰炸重庆,当获悉蒋介石住在市郊黄山,日军将大量炸弹投在蒋介石官邸附近。当时,国民政府在重庆的空军建制已被严重打残,只剩几架战机还待在璧山机场,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

日军日益猖狂的空袭,使得国民政府不愿坐以待毙,于是盛邀原美国空军上尉陈纳德来华担任中国空军上校顾问。1940年秋,陈纳德向美国军界朋友控诉日军侵华罪行,并四处呼吁,拟订空中援华计划,这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赞赏和支持。紧接着,陈纳德开始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组成了3个飞行分队,并促使美国卖给中国政府100架P-40战斗机。

1942年,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来到重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同时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驻华空军司令等要职。“必须改变现状,夺回制空权”,史迪威将重任交给了陈纳德。

接过重担的陈纳德没有丝毫退却,他率领着战斗机大队正式加入对日军的作战中。久经空袭折磨的重庆市民欣喜地看到,机头上漆着鲨鱼头(飞虎队标志)的P-40战斗机开始盘旋在重庆上空。由于市民们从未见过鲨鱼,于是他们将陈纳德的飞机称作“飞老虎”,甚至一家报纸上也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此情形后,将其翻译“Flying Tiger”告诉了陈纳德,陈纳德也欣然接受“飞虎队”这一称谓。

渐渐地,日军飞机不敢贸然来重庆撒野了,一个月内只来几次,且仅有几架趁着夜里悄悄来,丢下几颗炸弹后便匆忙飞走。那时,重庆没有雷达,然而陈纳德手下的飞行员反应却相当灵敏,一有动静就升空作战,只要日机稍微迟缓一点点,就会倒霉地被陈纳德手下的飞行员追上击毁。1943年,“飞虎队”被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

到抗日战争结束,陈纳德带领的“飞虎队”共击落日机2000多架,击沉和重创日军商船、军舰数量众多。陈纳德完成了使命,离开重庆回归美国之际,重庆万人空巷地欢送他。

左页图: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无疑被重庆人民所铭记,陈纳德当年在天空中的骁勇善战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右页图:在跟日军的空中较量中,重庆人民也培训飞行员,建立防空体系。蒋逵便是重庆防空体系的奠基人,而他目光长远,曾经构建的部分防空体系如今已成为轨道交通的一部分。亚洲第一座跳伞塔及重庆防空的奠基人

当然,仅有外援远远不够,我方必须要有自己的飞行员。于是,重庆航校在战火之中诞生。航校将训练基地选址如今的大田湾,并于1942年建成跳伞塔,这是亚洲地区第一座跳伞塔,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设备最好的跳伞塔。所有飞行员都必须在此经过严格的考核,包括“天桥行进”、“连续飞跃”等考核项目,不少项目的难度系数和危险系数颇高,外国教官训练学员也非常严厉,不过正是这些高强度训练,学员们很快成为中国空军军官,作为轰炸机驾驶员正式编入对日作战部队。

而在对敌轰炸中,除了要有过硬的战斗力与精良设备,防空体系也是必不可缺的。翻阅《重庆防空志》,有这样一个人令人钦佩。他叫蒋逵,主持设计了由朝天门到通远门、临江门到南纪门的防空大隧道,据称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防工程,同时他还为重庆建立了防空预警和防空体系。因其构建城市防空系统所作的贡献,蒋逵被看作是抗战时期重庆防空的奠基人。

1937年9月,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蒋逵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司令部成立之初除了市防护团移交的经费,并没有政府拨款,因而有些捉襟见肘。面对尴尬的局面,蒋逵率先表态:“自己不领工资。”为此,蒋逵还想尽一切办法来俭省经费。每到用餐时间,其他人叫蒋逵吃饭,他一边应答:“请,请,请”,却从不起身。等别人一个个都去吃饭了,他才悄悄地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馒头啃起来。为了解决资金问题,生性沉默的蒋逵还登上高台,公开向市民宣讲防空常识,只为募集一点防空经费。

蒋逵作风低调,几乎归隐于历史大幕之后,但是他的长远规划让今天的我们受益不浅。2011年7月,重庆轨道交通一号线开通运营,该线部分区段就是沿用了抗战时期挖掘的大隧道洞体。在小什字站出口,离不远的长江索道大门附近,有一座灰蒙蒙的堡坎,全部用大块条石砌成,堡坎旁有两个被水泥封死的拱形大门,因被装饰花卉掩映,很不起眼。这两个洞口,以前就是防空洞的门。

在构建防空体系时,蒋逵曾说:“防空洞建设一定要高起点,战争结束后,里面可以通车,市民在里面就可以搭车出行。”如今,从小什字到燕喜洞之间的一段轨道交通总长近3公里,蒋逵那一代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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