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土司大本营 海龙屯背后的土司文脉

文+陈季君 李飞 图+胡志刚 钱进 部分图片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2016-12-15 10:40:41

文+陈季君 李飞 图+胡志刚 钱进 部分图片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英文导读: Hailongtun has been built for more than 700 years. It is a Tusi castle which is full of Tusi culture.

海龙屯创建至今已达700多年,比秘鲁印加帝国部族创建的马丘比丘古堡早建300多年,比欧洲十字军东征攻克的以色列古堡面积还大数倍。

海龙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军事城堡,其上修筑的宫殿、朝堂、衙署、家庙、寝宫、仓房、医馆、道路、街市,是古代城市的缩影,古屯集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祭祀、商务为一体,是播州战时政治统治中心。

触摸着海龙屯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土司文化在这里的生根发芽。

左右页图:从海龙屯遗址保留的遗迹中不难看出,当年的海龙屯不仅仅是单一的军事堡垒,房舍、道路、街市等一应俱全,已经具备了一座城池的规模。土司之“最巨者”

播州杨氏,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所言,为明代土司之“最巨者”。自唐代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入播,到明末杨应龙兵败(1600年),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统治经营播州700多年。在杨氏土司的治理之下,播州从一个“夷僚杂居”的蛮荒之地,主动接受中原教化,引进先进文明,最终使播州由化外之地而至“俨然与中土文物同”,是中国西南地区发展历程的见证。而最终杨氏王国在烟火中覆灭,既有改土归流的大势所趋,亦有一个“王国”盛极而衰的历史定律。由今日之海龙屯俯瞰古播州,从这些残垣断壁、残篇断章中,一段段蕴含丰富的历史密码得以破解,让我们重新窥见一个家族的29代传承,一个土司王国700多年的传奇。

播州土司制度开始于元代,完备于明初,终结于明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统治制度,因此土司制度对西南各民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自元朝以来西南各民族历史无不与土司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播州也不例外,杨氏统治的兴衰是随着土司制度的出现、发展、衰落而发生变化。另外,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西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以必然对各民族社会产生过积极作用。

需要提及的是,杨氏从唐末执掌播州政权至南宋亡,共经历了十五世土官时期,每一代土官都能效忠朝廷,与中央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内部能偏安一隅,致力于发展生产,振兴武备,注重文治教化,使播州社会相对稳定,为元明杨氏土司统治播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明时期,杨氏土司统治播州期间,大都能外而效忠朝廷,内则治国安邦,积累着日益增多的财富,经济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地方殷实,人物颇华

播州之名,其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遵义府即播州。秦为夜郎且兰地。汉属。唐贞观中,改播州。”从唐朝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播州名字的出现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播州改为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共经历了962年,其中杨家世袭统州就占据了700多年的时长。

杨氏在播州推行的土司制度使得当地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当我们翻阅历史史料,不难发现,这样的繁荣已经渗透到当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元朝时期,播州与邻近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人口大量迁入,土地得到开拓,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农牧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采矿、冶炼等生产门类逐渐兴起。史载杨汉英进贡雨毡,一次达1000被。杨氏还致力于开辟交通,1329年,开辟遵义至贵阳的南大道,川黔大道联通。又“奏改南诏驿道,分定云以东地隶播,西隶新部,减郡县冗员,去屯丁粮三之一,民大便之。”

在兴修水利方面,杨氏也非常注重。有史料记载,元统元年(1333年),杨氏就组织当地人在松坎修建了一条水堰,后人享受松坎堰600多年。随着水利的兴起,明朝时期,播州当地的农业逐渐发展成为封建领主制的鼎盛时期。成化十四年(1478年),杨氏第25代杨辉统治播州时期,就出现了“庄田145处,菜园26处,蜡崖28处,猎场11处,鱼潭13处……”的农业繁荣景象。

而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播州庄园的数量、规模、分类等,已经折射出播州农牧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播州人民可以能按照土地的性能,列为若干等级,然后根据土地的性能,施放各处肥料,种植不同农作物。尤其是可以获得丰收、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茶叶,也在那个时期普遍种植起来。在《清•张廷玉•明史•卷80•志第56•食货四》有着这样的记载:“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

元明时期,由于杨氏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司政策措施,使播州社会安定、经济日益活跃,士习民风蒸蒸日上,武备也与时振兴。“平播战役”统帅李化龙就曾在《播州善后事宜疏》赞叹到:“白田坝沃壤数百里……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无虑数千万亩……其地方殷富,人物颇华。”

左右页图:上个世纪70年代末,海龙屯被重新发现,经过一系列的发掘工作,关隘、古踏道、碑文等再次重现,揭示出这座宏大古堡的丰富文化内涵。国泰民安,文风昌盛

历史上,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被定为谋反之士,也才有了后来惊心动魄的“平播之役”,而杨氏在播州长达700多年的统治也随着这场战事灰飞烟灭。

不过,在这之前,杨氏安居播州一方,土司制度为国家的安宁立下了赫赫战功。元明两朝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统治阶级面临的主要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社会秩序急需稳定,还没有力量去解决边远地区的民族问题,“安边”就成为要务之一。在土司制度开创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而地方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和环境,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播州杨氏土司政治上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在军事上服从征调,效命疆场,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安宁。据史料记载,杨氏在元四代皆以文治武功得到朝廷倚重,并与朝廷保持着良好关系。杨氏在其辖地区对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元朝利益方面起到不小作用。

至元十四年(1277年),杨氏第16代杨邦宪归附,元世祖“诏袭守旧故”,加封为“播国公”,对其子杨汉英赐名“赛因不花”。值得一提的是,杨汉英忠心为元朝平定“西南夷”几次叛乱,杨汉英因“括户口,赋籍以进”,世祖升播州安抚司为宣抚司。《明•宋濂•元史•卷63•地理志六》一文中清晰记载:“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仍虎符。”而当时所领疆域辽阔,无疑是一位称雄西南的大土司。

明朝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并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屯兵直接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洪武十五年(1382年),上千官兵驻守播州城,以便加强对播州管治。而播州的土司为安抚少数民族,维护明王朝中央集权作出了努力。史载播州宣慰使,也就是杨氏第22代杨升“莅政勤敏,边境绥宁”,明朝播州几代土司都能为朝廷“附揖诸蛮,谨守疆土。”明初,播州宣慰司辖播州、凯里两宣抚司,黄平、草塘两安抚司,播州、瓮水、儒溪、龙泉坪、重安、真州、余庆、白泥、容山等长官司,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杨氏家族以其领辖范围广,经济文化强盛而名著西南。

左右页图:海龙屯的考古发掘工作既漫长又艰辛,那些深埋在黄土之下的文脉碎片被逐一拾起、缀合,它们也成为了海龙屯土司文化研究的载体。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播州在杨氏土司政策的带动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面,昔日的蛮荒之地,也逐渐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

杨氏通过土司制度,不仅带领着播州人民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也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元朝时期,杨氏第17代杨汉英为政,重视教化,大治学宫。《元朝名臣事略卷》中记载:“南北士来归来者众,皆量材用之。”道出了播州文化教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杨汉英本人也勤奋好学,后来成为了名噪京师的学者、诗人,曾著有《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

到了明朝,播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更是日趋兴盛。洪武十三年(1380年),杨氏第21代杨铿建播州长官司学,模式与现在的学校类似。一方面借重儒学,教化臣民,以达到巩固土司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培养人才,以治理和振兴土司统治。为了提高统治能力,巩固统治地位,保证权势世代相承,还积极送子弟赴京进国子监深造。这些措施都提高了土司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土司及其子弟中提高较快,土司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明朝初年永乐年间,杨氏第22代扬升在文学上颇有造诣,修学校、请讲师、育人才,以致于文风日盛于前。

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准宣慰(杨氏第27代)杨相上奏,“赐播州儒学《四书集注》。”由于播州历代土司都能注重文治教化,形成了播州以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为主的农耕文化教育,文风昌盛独领风骚的播州文化逐渐形成。

左右页图: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海龙屯考古队领队李飞的眼中,海龙屯的建筑格局是把握当年土司制度的最佳佐证。如今分布在屯上各处的关隘、古道、城墙,也给予李飞等专家研究土司文化重要的参照。遗址寻踪,土司文脉遗存在何处?

有学者论言,如果没有“平播之役”,播州土司文化的影响还要巨大,而播州也注定会成为富甲一方之地。也有学者评论,杨应龙的叛国之举,不仅是自毁前程,也将杨氏在播州积攒几百年的土司文化精髓毁于一旦。

曾经发生在海龙屯上的那场战争,使得屯上所有城池、殿宇、衙房、仓库、家庙等全部夷为平地,也将曾经显耀几世的土司文脉付之一炬。那么,如今再来寻踪当年的土司文脉,它们又遗存在何处?

在海龙屯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海龙屯考古队领队李飞度过了无数个没有任何娱乐的日夜,他和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踏遍屯上的每一个山头,翻遍了屯上的每一寸土地,最终从残缺的关隘、城墙中,寻觅到了土司文化的片片踪迹。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以聚落考古的视角厘清各类遗存的时空分布,通过格局来把握土司制度。就海龙屯而言,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城,古代城市廓、核、架、轴、群诸要素在海龙屯上均有充分体现。”李飞说。

外人眼中的残墙断壁,在李飞的眼中,则是复原海龙屯城堡的最佳载体。“通常在人们的意识中只有汉人或是说中原人才会建筑一些雄伟的关隘来进行防御,而一些少数民族是不会建造这种建筑物的。”屯上的众多关隘遗址给予了李飞足够多的灵感,他说,杨氏土司建筑这么多的关隘,与其所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海龙屯的关隘建筑有着厚重深沉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灿烂的人文内涵。每个关隘都有着自己的地域特征、地质地貌,建筑工程风格各异、千姿百态。关隘还蕴含着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渗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一个关隘就是一个自然历史文化博物馆,一个关隘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海龙屯上至今还能清晰可见的城墙也折射当年播州杨氏土司文化中接受中原教化,引进先进文明的精髓。李飞认为,城墙作为一种古老的文明象征,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城墙建设也处处折射出传统的文化内涵。海龙屯的关溢建筑和城墙建筑可以说是深深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是依山而建的风格上却是沿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建筑文化,是融合了汉的关隘文化、城墙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一种产物,具有多重性。

事实上,考古队在海龙屯上的一项重大发掘,就是在重重厚土中找到了“新王宫”遗址。那是一段既艰辛又叫人亢奋的考古经历,经过20多天的调查和清理工作,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环新王宫的城墙,呈四方形拱卫,进而确定了新王宫的面积,并推定其约为1.8万平方米。

这是一组以中央踏道为中轴线、带有衙署性质的明代建筑群。其建筑特点以新王宫正前方三联踏步道为中轴线呈两冀展开的一组分列式建筑并依山就势而建,建筑群周围砲筑有围墙,墙上盖瓦,转角置合角吻。这一种建筑风格也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

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建筑上的表现为建筑的平面在布局上必须要有一条南北中轴线,以这条线为中心使整个平面呈对称分布,这一布局在海龙屯新王宫中有所体现。同时,新王宫建筑的特点与现存的仡佬民居建筑的基本特点相同。

初步清理后,考古队员们在新王宫内发现大量莲花瓦当、缠枝纹脊砖、脊兽碎片等建筑构件,以及由八边形柱础和地袱石、台基等纵横连接而成的房屋基址。里面出土的瓦当都有莲花的装饰,做得也十分精致,屋脊上有一些龙凤也很震撼,非常精致和考究。

在考古队驻地,遗址出土的残片瓦当被分类堆满了三个房间。这些残存的瓦当雕刻考究、纹路精美。“从这些东西看来,海龙屯上的宏伟建筑群,彰显了一个强大的地方统治政权。”李飞说。

左右页图:海龙屯保存较为完好的遗迹给予专家学者们摸清背后蕴含的土司文化脉络提供了许多的论证,进而证明了海龙屯遗址是目前所知的中国西南最为完整的“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李飞触摸到了海龙屯背后的土司文化脉络。在他所著的《遵义海龙屯考古手记三则》中,他如此写到:“发掘揭示,海龙屯遗址是中国西南目前所知的规模最大、规格较高、保存较为完整、延续时间较长的‘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是一处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的‘羁縻——土司’遗址。”

而海龙屯的格局,也再一次印证了播州土司文化对这个地方的渗透以及强大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羁縻——土司’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华夏核心的一体性,是我国历史上曾推行的‘一国多制’的生动说明。这种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利于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国家在多元格局下的进一步统一。屯之格局、建筑规制和部分出土文物,反映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及其与中央王朝良好的关系。”李飞说,这是海龙屯除了军事作用之外,传递给世界的另一层意义。

从杨端入播州,到杨应龙自缢海龙屯上,长达700多年的杨氏家族统治给播州带来了兴盛,也带来了战乱。诚然,作为元明清几个朝代中央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土司制度本身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这样的弊端使得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废除土司制度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杨氏在播州推行的土司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为国家的繁荣及安定,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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