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而悲壮的小重庆往事

未知   2016-12-15 10:38:56

英文导读: Many people hear the old town Tangjiatuo a little. In fact, there are many hidden stories which witness the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文图+寒溪夜浣

刀枪中走出好吃滩

大名鼎鼎放在任何地方都是绝佳的好事,但对于唐家沱来说却未必如此,因为盛名之下隐没的往往是更多的不为人知,若这些不为人知中又恰好每一条都足以青史留名,那作为一代名镇,多少有些悲壮之感。

没人去关心它岁月之悠悠,尽管它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人类活动——1980年,考古学者在前进二村(太平冲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至今仍是重庆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没人去谈及它扼守重庆主城长江东下门户的重要性,尽管它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历史和显赫战略地位频频见诸古代典籍。春秋战国时,巴子在此置阳关,《水经注·江水》称之为“巴之三关”之一。道光《重庆府志》载三国“延熙中,蜀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治此”。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曰:“本汉江州县地属巴郡……州东北二十里有石洞峡,即刘备置关之所,东西约长二里”。元末明初“永忠帅舟师直捣重庆,次铜锣蛱.蜀主明昇请降”。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军屯重兵驻唐家沱,有力阻止张献忠西进,迫其迂迴。清康熙六十年(1722年),朝廷在此常设唐家沱水塘,并在乾隆时期增编强化。民国时期,这里军人聚集,更一度派出百多人的执法队专职检查街上军容军纪,杨森甚至将自己儿子杨汉烈执掌的保警总队(后改编为79师)驻扎于此,兵力达两个团之多;直至解放后唐家沱仍有驻军,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驻军的轶人轶事。

值得欣慰的是,它曾经的繁荣依然被不少健在的老人口口相传。明清时期古镇经济开始大繁荣,川江的忙碌使得下川东一带行商客旅往来频繁,唐家沱作为水路进入重庆城区的必经之路,加上宽阔的沱面,门户经济极大发展,一跃成为重庆重要的集镇。内沱至洞梁河口一线是绵长的船码头,商贸餐钦等行业首先在河滩兴起,每年除夏秋两季长江涨水淹没外,便是棚房遍布,饭馆、酒馆、茶馆等比比皆是,遂有“好吃滩”之名。然后又由河滩延伸成为老街上的集市,登市之时,满街人流如潮,饭馆酒店人满为患,座无虚席,入夜之后喝酒划拳仍是喧声嚷嚷,如此热闹与现在重庆商贸龙头观音桥商圈不分伯仲。其盛状甚至让官府也看到了巨大的金钱诱惑,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增设水卡一所,派武弁镇守,并于江心礁石上镌“水榷”二字,按“值佰抽一”的比例收取关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又设义渡和柴米市,常有哨船在水上巡逻。民国初期这一传统依然沿袭,国民政府在唐家沱五显庙内设有货关税卡,检查上下船只货物和收税。历朝历代的设卡查验和纳税从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唐家沱的船只和人潮的聚集,使得这一时期的唐家沱成为重庆最为繁华的水路码头。

硝烟里庇护的“小重庆”

如果深究唐家沱的历史,有两点颇值得嚼味。一个是它与烽烟战火斩不断的纷繁宿命,另一个则是它和中国历史上两次最为重大人口迁徙的深厚渊源。历朝历代的重兵列甲为它走上商贸重镇道路埋下伏笔,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开启了它走向繁荣的序幕。时间轮回,当另一次重大硝烟降临之时,当另一次影响深远的人口迁徙悄然进行之际,唐家沱又将碰撞出怎样的传奇?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各地上至达官富豪下到平民百姓纷纷内迁巴渝,由于城区饱受轰炸之苦,拥有铁山坪天然屏障且离城不远、交通方便(朝天门每天有班船往返)的唐家沱自然成为了躲避空袭的宝地。先是国军两艘炮舰和招商局的几艘客货轮长期停躲,后大批官员家属、社会名流搬家落户于此。由于新迁来的住户及船舰上人员多系广东、福建、江浙等外地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五湖四海的口音,还带来了迥异的生活习惯,特别是恒兴乡正街及下街道、新村等外来人聚居的街区,五福楼、华宾楼、滨江楼等特色餐厅及浙江人的浙江商店、福建人的悦来商店层出不穷,唐家沱俨然成了战时重庆中的“小重庆”。

硝烟庇护的除了夹缝中的一丝商贸繁荣,这个重庆中的小重庆还几乎成为了全国名人最密集的几个地方之一。1939年,国民政府修建了公教新村,供避难人员暂住,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个巴掌大的新村便开启了名人荟萃的疯狂模式。

茅盾曾在该村天津路1号度过了其记忆最为深刻的战争时光,创作了《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小说;他的隔壁天津路6号则是政治家、教育家黄炎培的居所;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住在建国路,后因不满四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愤然迁往五里坪林家大院(现五里坪小学);著名数学家何鲁住民权路6号,并在唐家沱彭家祠堂创办了载英中学;商界著名爱国人士陈叔通住上海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遗属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住胜利路1号;另有曹禺、吴祖光、白杨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寓居于此……如今,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楼小院依然暮年残烛于新村的角角落落,让人忆起其中发生的点点滴滴。

唐家沱抗战“小重庆”的美誉还因其对抗战的贡献。军政部后方医院于1939年随军政部机构内迁唐家沱,旧址现存建筑3栋,分别为化验部、手术部、门诊住院部,重点接收抗战前线伤员进行治疗,接纳伤病员最多时达千余人,宋庆龄、宋美龄曾亲临医院并慰问住院将士。而隐藏在东风3村9号的7栋折中主义小楼,是三民印刷所的所在,最为传奇的是这里曾扮演着抗战时期秘密印钞基地的角色,为动乱岁月里稳定金融做出重要贡献。还有位于东风2村371、374号的国民党社会部第一育幼院旧址,为当年宋庆龄操办的孤儿院,所收养的孤儿全是在对日作战和日机轰炸中失去双亲的孤儿。

浪淘沙留下的重庆工业记忆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工业中心,从开埠港口到抗战陪都,再到三线建设,曾支撑起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如今在山城深处仍隐藏着许多当年的工业遗迹,但像唐家沱这样将不同时光浓缩一体的却实为罕见。

乘船溯江,远眺唐家沱,山顶制高点的一栋欧式豪宅尤为醒目。往回追溯八十多年,在重庆开埠史甚至工业史上,它同样占据着制高点,这便是著名的壳牌石油前身——亚细亚火油公司。重庆开埠之后,第一艘轮船入渝运进的便是石油和海带,后尤以石油为主,作为最早进入重庆的外国公司,亚细亚可谓重庆开埠的见证者。1918年,亚细亚在唐家沱租用土地4.51公顷,修建了五六座大型储油池和高级职员宿舍,所用工人上千。在鼎盛时期,亚细亚曾一度垄断着19世纪上半叶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销售市场,在重庆工业的起源和发展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当年这个工业巨头的核心便是现在山顶留存的这座豪宅,这里是公司的“大班房”,为总经理办公及家眷宅邸。整个建筑风格极为有趣,青砖拌糯米浆砌成的传统中式墙面而柱子构筑的却是典型的西洋样式,中国传统的琉璃瓦而瓦当上雕刻的却是英国皇冠纹样,两侧的弧形瓦当又回归中式鲤鱼图案。据说这是因为房屋的英国主人想要有座地道的家乡宅邸,却又苦于开埠之前重庆的闭塞,本地工匠们实难完美呈现出没有亲眼见过的西洋建筑,便有了现在的样子。不过洋房的马厩倒是反应了地道的英国生活,4~5间马舍每间大约10平米,比佣人房还大。此外不远处留存着当年公司的办公楼和二班房,以及一些改造过的厂房,不过在亚细亚退出重庆后,这些地方又被另一个公司接手续写重庆工业传奇。

如今,这里的名字叫做重庆长航东风船舶工业公司,以前更长的时间内则叫做东风造船厂,前身是大名鼎鼎的重庆民生机器厂,始建于1928年,是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首开西南船舶设计建造的先河。在抗战期间,这里可谓汇集了全国造船界的精英,原周恒顺机械厂厂长、著名的轮机工程师周茂柏,著名的电气工程师陈仿陶,上海江南造船厂造船专家叶在馥先后应卢作孚之邀,担任要职,还有王超、刘学曾等均为当时造船界的知名人士,民生机器厂由此成长为抗日大后方最大的民间造船机械厂,有力地保障了大后方水上交通。新中国成立后,东风造船厂继续延续辉煌——造出西南第一艘国产钢质船、长江第一艘大型豪华旅游船、西南地区最大的万吨级出口船等。难能可贵的是,在众多拥有悠久历史的老工业逐步退出舞台成为工业遗产化石时,这座留存着开埠时期工业记忆,流淌着民族实业、抗战工业血液的行业巨头至今仍在滔滔江水中传出顽强铿锵的机械声,让人既可探寻重庆工业历史的源头,又可一窥中国民族工业的艰辛历程,更可在忙碌的生产现场鲜活地感受传承与延续。

左右页图:唐家沱是重庆历史上某一时期最为繁华的水码头,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广为熟知的地名,却很少有人听说过它背后的传奇往事。

左右页图:唐家沱繁盛于明清时期,甚至得有“好吃滩”之名。抗战时期,这里也成为了全国名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现今看似平凡的砖房小院都曾居住过名极一时的文人商客。

左右页图:岁月流逝,往日的繁荣不再,但人们仍可以从这座小城找寻到那段浓缩了不同时期的工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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