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重庆电影人的回忆

未知   2016-12-15 10:38:08

那些电影,我的青春

讲述人:郑正,70年代生人,导演,编剧。自编自导的影片《爸爸的晚餐》获得夏衍杯最佳剧本奖。

要说电影生活,除开电影院外,录像厅也绝对是一个当年不容遗忘的影视文化传播的堡垒。

上世纪80年代左右,跟随电影市场一起繁荣的,还有录像带市场。普通老百姓又极少能拥有自己的录像机,于是录像厅的出现兴起了一种方便,便宜的电影院之外的观影生活。大量的港片通过录像厅让看完《上海滩》《霍元甲》后还意犹未尽的观众大饱眼福。香港的电影人也借此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周润发、梁朝伟、吴宇森、王家卫、徐克……为国内之后的年青一代导演打开了电影世界的天窗。录像厅,在那个年代,给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带来了欢乐的时光。

到90年代,虽每年也有了10部分账大片,但是VCD和DVD的出现才算真正意义上再次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准确意义上来说,我就是那个时候结下了电影之缘。正在大学里学习照相摄影的我通过一台便宜的VCD机,才有幸得见了许多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介绍的经典影片,才得以在那个全重庆都没有电影专业的年代有机会开始了对电影自觉的探索和学习。

诚然那是个天下皆盗版的时代,所有的影碟几乎全是盗版,于理来说,确实不对。但于情而言,那个年代如若不是有这样特殊的形式,我们又该用什么撑起自己的青春,用什么撑起之后的第六代第七代,撑起新时代的中国电影?

小镇录像厅和香港电影

讲述人:王力,国内新锐导演,个人作品先后入选ISFVF国际学生作品展、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广州纪录片国际电影节、中国高校影像大展、索尼中国青年导演大赛、东京魂冠国际短片电影节等国内国际影展,并获得重要奖项。

由于大伯在影院就职,年少时的我每次进城都有机会去看场电影。记忆中大伯家总有整版整版的电影票,每每撕下一张去影院,检票员却并不收票。

说起电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年邻居姐姐骑车载我去看《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台湾的苦情戏当年在国内曾取得巨大的轰动效果,影院中人们集体挥泪的场景,让我至今难忘。

但真正使我走上电影道路的,还是源于当时小镇的录像厅。那时的录像厅花2元钱可以待上大半天,我常常和同学一起跑去看电影,当时所放映的香港电影,对我来说更是黄金时期的启蒙。

其后影碟时代到来,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大量地看片,这样的习惯到大学时更是达到了顶峰。巨大的观影量不仅为我带来了对电影的原始热爱,更是培养了我对影片准确的判断和高级的口味。从茂瑙、莱昂内,到科波拉、胡金铨,乃至侯孝贤、杨德昌,当这些伟大的名字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屏幕前时,带给我的不只是激动,还有激励。

累并快乐着的电影时光

讲述人:何影彬,重庆保利万和电影院线业务部主任,重庆电影公司职工。

在国内尚未进行院线制改革时,电影依托省—市—区的模式进行电影发行,重庆电影公司就是这样的模式下的一家公司。我的父亲就是重庆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不仅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去看坝坝电影或者进影院,也因父亲的工作关系,得以看到更多的电影。

在影片上映前,电影公司会有一个审片环节。彼时我和其他的职工子弟们为了看电影,经常观察父辈的举动,若是长辈匆匆用完晚饭就急着去公司,或是影光科的汽车卸下来崭新的拷贝,那说明多半是要审片了。当时电影公司与家属居所同在一栋楼,两个区域之间被隔离,但孩子们为了看电影,会偷偷通过间隔的缝隙跑进电影公司,提早藏进放映厅,即使长辈察觉,也会念及孩子们的不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在那个整体娱乐资源都异常贫乏的年代,这样的观影量还是远远无法满足热爱电影的我。所以一旦有电影放映的消息,我都会想尽办法去现场观看,有一次为了去杨家坪空压厂区看坝坝电影,我甚至来回徒步行走了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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