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和《挺进报》铁骨斗士的山城悲歌

文+绾绾 图+真祺 无忌   2016-12-09 21:11:17

英文导读: Chen Ran was a revolutionary and he contributed himself to the newspaper. He lived in Yemaoxi of Nanan so that we could see his former residence.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相信这篇慷慨激昂的“自白”书,仍停留在很多人记忆深处,而与之相关的革命烈士——陈然,当年在重庆的曲折辗转历程,却不一定为众人所知。其实,在南岸、在沙坪坝、在曾家岩、在大坪……皆有他的印迹划过。

左右页图:陈然旧居位于南岸野猫溪,他表面温文尔雅,实则却是革命志士,曾经在这里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出版发行《挺进报》。

白天当厂长,晚上印刷工

“野猫溪”这个地名,老重庆人应该不会陌生,它位于长江与南山的夹缝之间,是老南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带因山坡陡峭而形成了独特的带状分布结构,且具有天然水运之便利,大多数道路、建筑皆依山而修、傍水而建,山水人居风味十分浓郁。那时的人都说最热闹的是上新街片区,最山水的是海棠溪片区,最历史的是马鞍山片区,而野猫溪则被看作是老南岸最市井的片区。

就在这片曾经最市井的土地上,藏着一处不平凡的小楼。也许远远望去,它不会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栋,青砖黛瓦组成的小楼主体,条石梯坎穿插其间,屋前被碧树环绕,整个建筑格局跟普通房舍无异,它过去是中粮公司机器厂的一个修配车间。说它不平凡,在于它的另一重“身份”——它是革命烈士陈然的旧居。陈然,一个曾经被热血青年久久铭记于心的有志之士,当时就住在车间的二楼。楼下车间有七八个工人,陈然是代理厂长,管理着车间,平时他在外接一些机修业务,以此支撑大家过日子,所以工人们都尊称他为“陈先生”。

看似儒雅的“陈先生”,看似平静的小房子,实则暗流汹涌。原来,陈然在这里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和地下党员们把从远方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内容,摘编刻印成一份无名小报,在进步群众中分发传阅。这一秘密刊物后来被地下党组织定为市委机关报,也就是有名的《挺进报》,陈然担任着《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积极学习油印技术,学写仿宋字、刻钢板,白天他是车间代理厂长,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为印刷《挺进报》的工人。

赶印《挺进报》不幸被捕

1948年4月,市委派人到野猫溪陈然家里通知他:“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必须尽快转移。”很快,陈然又收到一封匿名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陈然深知这是暗示他快走,但一想到写好的蜡纸和次日即可印出的《挺进报》,他没法抑制工作热情,并安慰自己“再坚持一个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他又去储藏室工作,加急赶印,到天蒙蒙亮时,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意识到大事不妙。门被猛烈撞破,几支枪指向他,他被捕了。当晚陈然就被敌人提审,无论敌人怎么动用大刑,陈然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由他一个人操作的,其他的绝口不提。第二天,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过来审讯陈然,并对他施加老虎凳等酷刑,仍撬不开陈然的嘴。陈然虽被酷刑折磨得昏死了几次,两腿也接近伤残,但他坚决不出卖党、不背叛同志。无奈之下,徐远举只得放缓进度,把他押送到白公馆“重犯”囚禁之地。

虽然被单独囚禁,但好在那间小牢房早就被同志们打通了一个秘密通道,可以和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找到组织后,陈然自是喜悦无比,按照地下党的要求,他开始出版《挺进报》狱中版,给狱中难友传送了一条又一条重要的消息,给予了大家无限希望与力量。比如1949年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到达北平、南京解放等消息都及时在狱中传播开来。

左右页图:位于野猫溪的陈然旧居,它立于高楼之下,被绿树环绕。如今很难想象陈然过去在这里呕心沥血办报,最后被捕入狱的经历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策反看守为越狱“铺路”

随着好消息不时传来,狱中党组织感到胜利就要来临,于是一方面教育广大党员经受住最后的考验,一方面努力进行策反,力求活着迎接解放,并暗地里拟定出“狱中策反越狱计划”。

策反的第一步,当然是需要找到靠谱的策反对象,经过了解、观察,组织上初步选中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叫杨钦典的看守是重点对象。杨钦典是河南省郾城县大刘乡人,因家庭贫困为混口饭吃而当了兵,1946年被选调到白公馆当看守。初来乍到,杨钦典吃苦耐劳,本想混个一官半职,但久了渐知事与愿违,自己一无靠山,二没进过军统特训班,无论怎样效忠,到头来还是一个小人物。他对现状的不满倒正是合了党组织的心意,而最早与杨钦典接触并开展工作的就是陈然。

陈然虽原籍江西,但他生于河北香河县,离杨钦典老家郾城县不远,算是小同乡。两人聊起远方的故乡,拉起家常,距离很快就拉近了。何况杨钦典眼见在军统里升迁无望,而通过这些年对狱中“共党要犯”的观察,发现他们并非如长官所说——作奸犯科的好事之徒,相反他们中有不少人来自书香门弟,温文尔雅,为革命而顽强不屈,他心里早已生出几分敬佩之情。陈然在狱中的一腔正气以及在审讯室里的英勇无畏精神,杨钦典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加之陈然本身还擅长统战工作,于是两个人一有机会就在一起话家常,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官场的黑暗等等。所谓“滴水穿石”,陈然的言谈举止慢慢地打动了这位尚未坏透的看守。

经过陈然再三开导,杨钦典有了悔悟的表现,他开始不再对狱中同志恶言恶语,还通融大家递消息、传书报,尽可能多地方便大家行动。

坦然面对死亡的自白者

不幸的是,陈然并没有等到成功越狱的那一天。1949年10月28日,年仅26岁的陈然被押送至重庆大坪刑场。他含着浅笑向狱中难友们告别,经过几个月的狱中生活,陈然已然成为了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将”。

此刻,那些非人的折磨和办报的喜悦,种种辛酸与欣慰交织在陈然的脑海中,尽管生命短暂,但他仿佛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踏上囚车。车路过闹市区,陈然时而高唱国际歌,时而又高呼革命口号,群众皆为之悲恸,敌人皆战栗不已。到达刑场后,陈然猛地撕去背后的“死囚”标志,拒不下跪,他还高呼:“刽子手们,杀吧,人民审判你们的日子快到了。”接着便连中刽子手三枪,他竟仍未气绝倒下,在场的监斩官无不瞠目结舌,于是命令改用机枪扫射,一番血洗后,陈然才气绝身亡。

连之前被他策反的杨钦典也被小同乡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所震憾,从刑场回来后,他隔着牢门向罗广斌等人讲述了这悲壮的一幕。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是《我的“自白”书》里陈然面对死亡的姿态,更是那一代革命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他们皆是生得光荣,死得壮烈之人!而今,当我们走在歌乐山,可以望见陈然的雕塑立于参天大树、连绵绿草之中,他一脸淡然,在青山的怀抱里微笑着。而还在修复的《挺进报》陈列展览室,图片、影像等让我们更好地

了解当年陈然印刷《挺进报》的完整过程,那旧式印刷机更是会令人思绪万千,不由自主再次对陈然,对那批革命同志们肃然起敬。

左右页图:就算不幸被关入渣滓洞,陈然也没有放弃过他热爱的《挺进报》,仍然跟狱中同志暗通革命信息,直至悲壮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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